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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國的崛起:改變國家命運的戰略抉擇

添加時間:2008-10-07 17:23:47 點擊數:3170

    1977年,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年份。這年秋天,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倡導下,國家決定恢復高考。春雷一聲震天響,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了的全國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終于恢復,中國教育重新迎來了陽光明媚的春天。自此,一個國家的光明前途仿佛在一夜之間被重新點亮,一代青年在那個火熱年代的奮發意氣仿佛頃刻間被熊熊點燃,人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當年全國570萬青年紛紛從田間地頭、工廠車間、軍營哨所等祖國的四面八方走進考場。億萬青年沉積多年的強烈求知愿望和熱情仿佛火山噴發,宛如江河奔流,激情萬丈、熱烈歡騰、洶涌澎湃。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從此,中國這條航船駛入了改革、振興、發展的新航程。

    這一年也成為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大轉折點。

    (一)撥亂反正——以教育為突破口

    20世紀70年代末,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百廢待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處在十分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向何處去?

    十年浩劫,中國的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學校教學秩序混亂,廣大教師受到摧殘,青年一代喪失了接受科學文化教育的機會,教育發展路在何方?中國走在了十字路口。

    1976年10月那個金色的秋天,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人民渴望教育振興,國家建設呼喚人才,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上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學怎么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而此時各條戰線專門人才短缺,人才匱乏已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奮斗目標的最大制約因素。

    1977年5月12日和5月24日,即將復出的鄧小平在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的談話中就強調: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發展科技必須抓教育,一定要在黨內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氛圍。他敏銳地指出:“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恢復鄧小平黨、政、軍領導職務的決議。鄧小平剛一恢復工作,就以一個政治家、戰略家的氣魄和勇氣深刻地思考著中國的前途命運和發展道路問題。中國的道路如何走,走向何方?應當從何處入手?以哪里為突破口?鄧小平主動請纓,鄭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請求。鄧小平認為,中國要走現代化建設之路,要改革,就必須尋找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科技和教育。他敏銳地認識到教育是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并親自指揮和領導了教育界的撥亂反正和全面恢復教學秩序的工作。

    教育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當時面臨許多困難和障礙,“兩個估計”就像一個巨大的精神枷鎖仍壓得知識分子喘不過氣來。鄧小平首先選擇把推翻“兩個估計”作為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在當時政治形勢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的情況下,1977年8月8日,他以政治家的智慧和膽略,在科學和教育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旗幟鮮明地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

    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同年9月,他在與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話時再一次尖銳地指出:“‘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么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他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績和知識分子的作用,為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為教育戰線全面撥亂反正、整頓教育教學秩序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為此后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開辟了先河。

    在鄧小平的倡導和領導下,教育戰線打破徘徊局面,開始了全面恢復和整頓,被“文化大革命”搞亂了的教育教學秩序開始得到治理。

    很快,隨著學制的恢復與重建,全國教育迅速擺脫了混亂局面,逐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隨著全國教育界知識分子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被平反,廣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

    中國教育的春天來到了!堅冰初破,思想解放的曙光依稀可見。

    1977年,在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從“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情況下,鄧小平首先以遭受嚴重破壞的教育戰線作為突破口,開啟了中國社會的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的偉大航程。以此為開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主導下,國家部署和啟動了恢復高考制度工作,并進一步擴大派遣留學生。鄧小平決策的教育領域的改革“為幫助全黨全社會解放思想,沖破‘兩個凡是’思想束縛,糾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絕不僅僅是教育領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撥亂反正、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一個突破口”。

    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略決策,歷史地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和前奏。

   (二)恢復高考——中國改革的先聲  

    在“文化大革命”的動蕩歲月里,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步建立起來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制度被徹底否定,學校教育秩序混亂,學生停課鬧革命,全社會沒有了學習知識的動力和活力,國家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檔。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成為當時加快人才培養的迫切需要,也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

    雖然1970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開始試招“新生”,但招生對象僅限于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官兵(簡稱“工農兵大學生”)。招生辦法是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這一做法一直實行到1976年。

    1975年,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時,在多次談話中對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學質量問題發表過意見。他說:“大學究竟起什么作用?培養什么人?有些大學只是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他要求教育部搞一個教育工作匯報提綱,他當時主張搞一些試點,通過考試直接從高中生中選拔一批優秀學生到大學深造。遺憾的是,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和很快發生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的這些正確主張沒能得到實施。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春天,教育真正被提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1977年6月29日,由教育部組織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太原召開。但在當時“兩個凡是”的束縛下,會議基本上維持了前幾年的招生規定。8月4日,教育部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就在教育部報送《報告》的同一天,鄧小平在北京飯店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1977年,在正式決策恢復高考前夕,鄧小平在關于科技和教育問題的多次談話中,就盡快改變“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高等學校招收工農兵學員制度和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問題,提出了兩點重要意見:第一,高等學校招生要恢復文化考試制度。第二,提倡高等學校招生“兩條腿”走路(大學要從工農兵中招生,重點學校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允許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關于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鄧小平最初的設想是,1977年用一年時間作準備,1978年正式恢復高考,生源一半是應屆高中畢業生,一半來自社會,然后逐步走向正規。然而,隨著形勢的變化,在鄧小平復出后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期間,恢復高考的決策提前確定和實施了。

    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按照鄧小平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分別在科學院系統和高等院校確定了33位與會代表。這是鄧小平再次復出后抓科學和教育工作的一個大動作,也是一個暢所欲言的座談會。鄧小平在會前的一段真誠的講話,深情地感動了與會專家,啟發了大家的思路。在鄧小平的引導下,大家的議題很快從揭批“四人幫”破壞科學教育的罪行轉到為振興科學教育獻計獻策方面來,而提高教學質量、改革招生制度,成為其中的主要話題之一。會上,專家們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制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專家們說,如果不實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薦的方法招來20萬人,好多不合適的,浪費就大了。專家們的一致意見使鄧小平受到很大震動。他問坐在身邊的時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了,當場決斷:“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

    1977年8月8日,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就在這一天,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談到關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質量問題時,他大膽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一個重大的決策就這樣確定了。1977年8月,具有歷史意義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的召開,成為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中國的教育工作由此出現了重大轉機。

    1977年8月13日,根據鄧小平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開了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會議開始后,首先傳達了鄧小平“八八”講話及其他一系列談話精神,代表們深受鼓舞。經過代表們討論的招生工作意見,及時地報告給了鄧小平,他對文件詳細審閱,并親自修改。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恢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起來的符合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高等學校統一招生制度得以全面恢復。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并原則通過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接見了出席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1977年起,對高等學校招生制度進行改革,恢復統一考試制度。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者均可報考。招生辦法是自愿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

    招生考試于當年冬季進行,新生春季入學。這次會議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實現了兩項重大的撥亂反正:一是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壓在上千萬中國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個凡是”,二是決定恢復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這次會議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招生工作會議,歷時44天。會議召開時,京城酷暑難耐,蟬鳴如濤,散會時已經是金風送爽,月明中秋。

    據當時參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原教育部學生司有關人員回憶:當時“文化大革命”剛過,大家很怕再犯“只專不紅”的錯誤,強調考試了,會不會沖淡政治?會不會讓人說只重視智育,不重視德育?

    怕人扣這個帽子,所以對政審的規定都寫得非常詳細,什么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參加集體勞動……把能想到的都寫上了。這個稿子當時送給小平同志,受到了嚴肅批評。小平同志看了非常不滿,連說了三個“繁瑣”,而且把我們起草的這一段全刪掉。后來我們招生文件上寫的政審條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起草的。我們覺得如果要考試,比方要印卷子,要評卷子,總要一部分錢,全靠國家拿也是很困難的。我們希望報名費能夠定在一塊錢。當時中央政治局討論說,不要增加群眾的負擔,收五毛錢就行了,這都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

    1977年,在鄧小平的倡導和支持下,國家作出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的決定后,面臨著許多現實的困難。首先,恢復高考動搖了“兩個凡是”原則,一些人還有不同意見。其次,1977年的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了,當年組織統一考試,時間很緊。第三,試題出來后,卻缺少印試卷的紙張。這么多人要考試,上哪兒弄紙呀?

    當時紙張很缺。最后,為這件事還請示了中央,中央當機立斷、果斷決定,把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計劃暫時擱置,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先行印刷考生試卷。這才使當年的恢復高考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教育界沖破重重障礙,在1977年冬天恢復了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開后,從農村到城市、從內地到邊疆,一代青年奔走相告,笑逐顏開,對于他們來說,真正改變命運的時刻到了。

    恢復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頃刻間點燃了廣大青年的讀書熱潮,全國上下讀書學習蔚然成風。圖書館、新華書店里人頭攢動,成為最擁擠、最熱鬧的地方。蒙滿了灰塵的舊課本,一時間洛陽紙貴,人們到處尋找。在全國撥亂反正的大潮下,高考成為當時社會最大的關注點,積壓了整整10年的考生擁進考場。這一年全國有570萬人報考,當年全國高等學校錄取新生27.3萬人;半年后,1978年的夏天,610萬人報考,錄取了40.2萬人,同時還有6.35萬人報考研究生,1.07萬人獲得了深造機會。冬夏兩季,全國共有約1180萬名青年參加了考試,迄今為止,這是世界考試史上人數最多的考試,堪稱一項“世界之最”。

    當春雷震蕩大地的時候,人們感到了春天的氣息,而春天的萬紫千紅,卻是在春雷滾過大地之后到來的。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后撥亂反正的重要標志之一,是我國教育改革中較早進行的一項重大改革,強烈地震撼了教育界乃至全社會。恢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不僅是高等教育領域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對整個教育事業、整個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大事。高考制度的恢復極大地改變了當時年青一代沉悶的精神狀態,激發了億萬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熱情,廣大教師精神振奮,教育界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全國教育風氣為之一新;高考制度的恢復也激活了整個社會,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生活方式為之一變。中國教育和人才培養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軌道。

    (三)出國留學——中國開放的前奏

    歷史將永遠銘記這個非同尋常的日子:1978年6月23日。這一天,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作出了關于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由此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留學工作的熱潮,中國的留學工作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國門開啟,打破了中國長達10年的封閉局面,擴大派遣留學生成為中國開放的前奏曲。

    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整個國家處在百廢待興之時,當時的清華大學新領導班子遵照鄧小平關于撥亂反正的指示對學校各項工作進行了清查,提出了整頓計劃,寫出了書面報告,對某些學校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請求中央幫助解決。鄧小平對這個報告非常重視,于1978年6月23日下午專門安排時間聽取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劉達的當面匯報。這天下午,鄧小平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教育部領導蔣南翔、劉西堯等人,一道聽取了劉達的工作匯報。在聽取匯報過程中,鄧小平對留學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針對一些人的擔憂,鄧小平當時就指出:“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占十分之一,還剩九百個。”鄧小平還要求:“我們要從外語基礎好的高中畢業生中選派一批到外國進大學。今年三四千,明年萬把人。這是加快速度的辦法。”由此可見鄧小平加快擴大留學生派遣步伐的急切心情。在歷史的抉擇面前,中國沒有走封閉的道路。鄧小平的這一講話被稱之為“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重要講話”,對于開創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出國留學工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鄧小平高瞻遠矚,從國家和民族未來生存與發展的全局高度,作出了擴大派遣留學人員出國學習的戰略決策,從而翻開了新時期我國出國留學工作嶄新的一頁。

    冰河初開,航路多艱。當時中國的大環境是,一方面,經過長期的封閉,人們的思想很不解放,真正懂得出國留學意義、價值的人不多,相反,人們對出國留學,特別是把人派到資本主義國家去留學,還難以接受;另一方面,當時國家剛從“十年內亂”的廢墟上站起,經濟受到了嚴重摧殘,國家財政非常緊張,于是就有人問,在這種形勢下,花很多錢派人出國留學,有這個必要嗎?還有一些人把派人出國留學和發揮國內現有人才的作用對立起來。即使是那些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識分子,當機遇來臨時,他們也不是沒有顧慮。

    據時任教育部副部長李琦回憶:當時我作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長,既受到極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識到我國長期被封鎖,特別是“文革”十年同外邊幾乎隔絕,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對他們學校的情況,以至如何派遣留學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們只有建國初期向蘇聯、東歐派遣留學生的經驗,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國家派遣這么多留學生,許多工作確實很棘手。教育部擬訂方案時,多方向國內了解情況的學者請教。我們當時商定先向美國、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歐派遣留學生。

    熟悉中國教育對外交流史的人想必還記得,1966年6月30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當時負責留學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國下發了《關于推遲選拔、派遣留學生工作的通知》,提出為使擬留學出國人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爭中進一步得到鍛煉和提高,經請示中央批準,今年選拔、派遣留學生的工作決定推遲半年進行”。

    雖然在1973年和1974年,當時的外交部、國務院科教組先后向有關方面呈遞了《關于1973年接收來華留學生計劃與留學生工作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以及《關于改進和加強出國留學生選派管理工作的請示報告》,但是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這個當時擁有近十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也僅僅是向海外21個國家派出了337名留學生而已,而同時期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一些中小國家一年派出的出國留學人員都遠遠超出這個數量。

    這種現象引起了鄧小平等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高度關注。1978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華訪問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痛心地說:“由于受林彪、‘四人幫’的干擾,我們國家的發展耽誤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們同國際上科學技術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這十幾年來,世界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

    同發達國家相比較,經濟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紀末還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們在內的發達國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礎上再向前發展二十二年,將是什么面貌?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在本世紀末達到你們現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達到你們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難了。所以,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鄧小平的倡導,旋即化為中國政府的決策,由此可見,擴大派遣留學人員是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設計的宏偉藍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在鄧小平發表著名的“擴大派遣留學人員重要講話”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交了《關于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確定了選派計劃。但是,在國家交往尤其是國際教育交往中,沒有政治自信心是不行的,光有政治自信心又是不夠的。

    1978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方毅在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科技代表團時,與對方商定我國派團赴美直接商談雙方互派留學生事宜。當時中美還未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這自然是一個有力措施,也寄希望能借此打開局面。不久,美國卡特(JamesEarlCarterJr.)總統科技顧問弗蘭克·普雷斯(Dr.FrankPress)向方毅副總理發出邀請,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去美商談其后幾年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有關事宜。

    談判之門似乎已經開啟,但是卻遇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困難,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性的大國當時并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所以中國赴美談判代表團只能以民間身份出現。選誰做團長成為當時中央和教育部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團長既要在國外科技和教育界有影響,知名度較高,有外事活動經驗,又要對國內教育情況相當熟悉。

    國務院有關部門最后選定了當時擔任中國科協代主席、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校長的周培源。從1924年起,周培源曾經先后多次往來于中國與美國之間,先是以學生的身份,然后是以學者的身份,但這一次,他卻是以團長的身份赴美,要商討的問題可能并不比1936-

    1937年他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參加愛因斯坦親自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簡單。因此,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周培源對外只能用中國科協代主席、北京大學校長名義出任代表團團長,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也只能用中國教育協會副會長名義出任代表團的顧問。

    這段歷史現在回憶起來,令人感慨良多。中國代表團于1978年10月7日抵美,先在西部的舊金山、洛杉磯地區參觀訪問,11日抵達華盛頓,從12日起正式開始與美方談判。美方派出了包括白宮、國務院、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總統科技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等方面有關人員在內的陣容強大的代表團。

    周培源在首次談判時,作了基調發言。他說:“從本學年開始,我們將派遣大批科技人員和留學生出國進修和學習。派我們所需,學你們所長。派遣來美國的學生是以進修人員和研究生為主,還有部分大學本科生。學習專業以自然科學為主,還有少量學習社會科學和語言的。……1978-1979年派遣的總數500名。”“1979-1980學年派遣的人數將大于1978-1979學年,如果兩國關系正常化,派遣人數將會有更大的增長。”

    由于種種原因,雖然當時的中美兩國還處于“蜜月”階段,但由于隔絕已久以及意識形態差異等方面原因,雙方難免有較大分歧,談判甚至一度出現僵持局面。經過反復協商,最后雙方達成了11項口頭諒解。為準確無誤,雙方還逐字逐句,共同核對了文字記錄。下面是當年的11項口頭諒解的部分內容:“在1978-1979學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學生、訪問學者”;“學習費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對于可能提供的獎學金,雙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員應遵守接受國的法律和規定,并尊重其風俗習慣”;“為了每年確定交換的學生和學者數及討論計劃的進展,雙方將在必要時會晤,重要問題也可通過兩國政府協商”;“雙方鼓勵兩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進行直接接觸”等。

    當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批派赴美國的52名訪問學者啟程抵達了美國。他們到達后還趕上了參加中國駐美使館1979年元旦舉行的中美建交慶祝活動。同時,我國在1979年也熱情接待了美國的第一批來華留學生、訪問學者。中國此舉引起當時外國輿論的廣泛關注,“使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驚”。他們認為,這“迄今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尚無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國的政治自信心”。

    1979年初,鄧小平訪問美國,并于1月31日與美國總統卡特簽署了有關協議,將以周培源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與美方談判達成的關于派遣留學生的口頭諒解,作為正式協議加以簽署,從而載入了史冊。

    在鄧小平的大力倡導下,中國出國留學的大門終于打開,通過派遣留學生的方式,中國教育在與世界隔絕了多年之后正式開啟了對外合作與交流的新征途,出國留學很快從細流小溪演變成巨大洪流。與美國達成協議后,原教育部和國家教委陸續與英國(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蘭(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聯邦德國(1981)、法國(1981)、比利時(1981)、澳大利亞(1986)等國政府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

    歷史的可貴在于它留給人們的深刻記憶。據當年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之一、現為北京郵電大學教授的陳俊亮回憶:

    作為首批留學生,我當時沒有任何心理準備,覺得一切都很突然。

    那是1978年暑假,當時我在北京郵電學院(現北京郵電大學)任職,第一次通知考外語我沒有報名,不久,學校第二次動員,我才報了名,報名后10天就參加了考試,到10月份就接到了錄取通知,緊接著就是集中學習,那個緊張程度讓人有點火燒眉毛的感覺。12月下旬,在鄧小平訪美前夕,我們一行52人便搭乘當時先進的波音707飛機,繞道巴黎,飛往美國。鄧小平對我們這些留學人員非常關心,1979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訪美時,在中國駐美大使館親切接見留學生,并同我們分批合影。

    這段歷史同樣留在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之一、現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的許謹誠記憶中:鄧小平訪美期間,我和一些留美同學參加了卡特總統夫人在子午線飯店為小平夫人卓琳舉辦的招待會。招待會后,卓琳把留學生叫到一起,囑咐我們說,國家派你們來不容易,你們學成后要回國,你們要是不回去的話,小平同志要著急的。當時我們感到,小平同志為了派人出國留學,承受著很大的壓力。現在來看,小平同志作出的擴大派遣留學生的決策是很有遠見的。

    擴大派遣留學生是思想解放的標志性成果,也是中國封閉多年后大開放的開端,它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激發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活力。

    它給中國,也給世界一個重要信號——中國的國門已經開放,中國正在走向世界,滿腔熱情地學習別人,追趕先進。因此,擴大派遣留學生也歷史地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奏。

   (四)尊師重教——百廢待興中的重大舉措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拐點,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地上掀起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熱潮。在鄧小平的主導和推動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在思想解放的大討論中徐徐拉開。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5月11日、12日,《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了這篇文章。文章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指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原則。文章發表后,立即引起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響。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級報刊登載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專文共650余篇。這次真理標準的討論,實際上是20世紀70年代末,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第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運動,它為大規模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創造了條件,也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思想理論準備。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把“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由此,如同黨的歷史上的遵義會議一樣,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成為新中國建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會議,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

    改革開放初期,剛剛從“文化大革命”噩夢中走出來的中國社會,百業待興,國家建設呼喚著千百萬人才,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人民渴望知識和教育振興。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間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被破壞,社會上知識人才奇缺,尤其是專業人才不足成為當時的最大問題。恢復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盡快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各類專業人才,是當時教育領域的頭等大事。剛剛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此事十分重視,他一復出就自告奮勇抓教育,審時度勢,圍繞著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深刻地思考著中國的教育問題。

    1977年,鄧小平在復出前夕與中央兩位領導同志的談話中就敏銳地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也就是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思想。同年8月,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出:“就今天的現狀來說,要特別注意調動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要強調尊重教師。”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強調指出:“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

    他還強調指出:“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這擲地有聲的話語使得神州大地掀起了學習科學、重視教育的陣陣熱潮,全國涌現出一大批像陳景潤一樣刻苦學習、用心鉆研業務的楷模。

    鄧小平大力倡導全黨全社會尊師重教。根據鄧小平關于教師工資、獎勵和職稱制度的指示精神,從1977年10月起,全國近60%的教職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資。在高等學校恢復教師職務的同時,教育部從批準北京市3名小學老師為特級教師開始,建立了中小學教師可以評高級教師的制度。全國陸續授予一大批教師“特級教師”、“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教師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重視。1985年,國家規定每年的9月10日為教師節,教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獲得了普遍的提高,尊師重教逐步形成風氣,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教師的工作積極性。

    1985年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鄧小平發表了《要把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的著名講話。講話只有短短的13分鐘,但字字千鈞。鄧小平指出:“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

    這是一次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的會議。會前,《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這是繼《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后,中共中央頒布的又一重大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必須從教育體制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

    該決定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總結了我國教育發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指明了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提出了“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新的歷史時期教育事業”的戰略目標,將教育改革納入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設計之中。由此,國家決策層下決心強力狠抓教育。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5年改革開放后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這一時期我國教育工作的重點是推動恢復教育程序,進行教育改革的探索,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為國家建設培養了大批急需人才。在黨中央的重視下,在鄧小平大力倡導全黨全社會尊師重教的思想指引下,尊師重教的思想很快成為全社會一致的共識,教育事業成為全社會共同關心的事業,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這一時期,中國教育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率先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桎梏,從恢復高考開始,到大規模地向國外派遣留學生,開啟了改革發展的新歷程,作為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教育優先發展的思想深入人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為時代最強音。 (摘自教育部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課題組撰寫、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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