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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書總理為團聚--我的“德國十年”奮斗歷程

添加時間:2008-08-30 22:59:20 點擊數:2073

主角:秦奮,男,41歲,畢業于同濟大學電氣工程系,1993年赴德國留學,現在德國愛爾蘭根大學計算機輔助電路設計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
★提示一:經濟壓力。借錢出國的本意是為了讀博,但是真到了國外,迫于經濟壓力只好暫時放棄讀博。
★提示二:簽證。學生簽證改工作簽證,只有“公共利益存在”才有可能。
★提示三:團聚。妻子赴德曾一度被拒簽,寫信“上書”到德國總理府,結果……
  
生于河南,長于河南,一直到1979年高考,我考入同濟大學電氣工程系,來到上海。此后5年本科、3年碩士、5年大學講師,都是在同濟度過的。
  
1993年萌生出國的念頭,也是迫于現實。一來覺得在高校發展,需要有段國外留學的經歷。二是因為房子問題。當時在同濟結婚戶分房剛剛輪到夫妻雙方平均年齡滿30歲的家庭。算下來,我們還要再等3年。至于選擇德國,一是因為在同濟學過德語,二是去德國能用錢作擔保。
  
還債,還是讀博?
  
借錢去德國,本意是為了讀個博士。怎奈真到了德國,為了還債卻不得不暫時放棄讀博。人生,很多時候就是個悖論。
  
當時的擔保金是4萬馬克,這對出國前月工資只有250元的我來說,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但靠著在德國、瑞士和澳大利亞的朋友和國內親戚的幫助,還是湊齊了。
  
開始在德國也還算順利,愛爾蘭根大學外辦破例允許我在沒有通過PNDS考試的情況下先以正式學生的身份注冊,以便我能集中精力去找博士導師。這在當時是個極大的幫助,不僅為我贏得了時間,而且為我節省了很多開支,比如我馬上就能享受AOK醫療保險,也不用付錢去學德語(我學德語的全部費用就是PNDS考試報名費5馬克)
  
在此期間,為使我妻子也能到德國來讀書,我又借了3萬馬克,作為她的擔保。這樣,我一共有7萬馬克的債。當時做學生工一周10小時,每小時12馬克,連自己在德國的生活都很難維持,不要說還債了。那時,每天晚上一安靜下來,就想起7萬馬克的債了,心理上的壓力非常大。
  
這時在達姆斯達特工業大學讀博士的一位同學告訴我,你如果想在讀博士期間拿一個完全的位子,一般來說,需要一個德國的學位。從這點來看,你應該先去讀碩士。
  
這樣,我暫時放棄了讀博,轉而“攻讀”碩士學位。我想,基于我在同濟的基礎,在德國“混”一個碩士應該不是太難的一件事情。這樣,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去打工和追求自己的興趣。
  
在德國西門子打工
  
愛爾蘭根是個大學城,同時又是個西門子城,打工當然先想到西門子。
  
1995年初,我在那里申請到一個學生打工的位子,在從19953月到19984月共38個月的時間里,我有17個月是每周35小時全天工作,21個月是每周17小時半天工作。這是作為一個學生允許工作的最大限度,我一天也沒耽誤過。
  
在西門子的主要困難有兩個。一個是對專業不熟悉,需要從頭學起;第二個困難是由雙方的文化差異造成的。自己總覺得和他們不一樣,他們沒有家庭不在一起的問題,不用愁錢,不用考慮以后的工作去向,也不存在語言問題。這樣,有時很壓抑,和他們一起也就沒有心思。
  
我曾接到過一個關于高速鐵路接觸網的翻譯任務,是為一位著名的專家到北京的報告作準備。原稿是英文的,有120頁左右,時間是一周。在接任務時,我部門的頭認為時間太緊,傾向于不接。由于這位專家是西門子曾經創造鐵路高速運行世界記錄主要人物之一,我想他的經驗對中國工程師肯定會有幫助,所以硬是把它接下來了。西門子規定,每天工作不能超過10小時。這樣我每天分秒必爭,終于趕在他上飛機前把資料交給了他。哪知,這個博士卻惱了,極不客氣地說:“太晚了,我不要了。”話雖如此說,資料還是帶走了。我回到公司,對部門的頭兒半開玩笑半氣憤地說:“今天,我算是見識你們西門子的工作哲學了,如此不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頭兒知道了整件事的始末后,對我說:“秦奮,這肯定不是西門子的哲學。”他立馬跟負責人匯報了此事。圣誕節快到了,負責人送了一個相機來,說是給我的禮物。弄的我倒不好意思起來。負責人當即解釋:“這是對你工作的認可,是你應得的。”
  
后來我覺得漸漸就融入了他們的生活。比如一起參加討論和一般的技術培訓,周末也常參加他們的結婚和生日等慶祝活動。
  
如今我常看同事門當時送的禮物:一張卡片,封面上是一個人在流淚,旁邊寫著“可惜你要走了”,里面是50多位同事的簽名;一件德國國家足球隊參加世界杯比賽的運動衣,上面印著我的名字和39號,這是當時這個部門的編號。在西門子的這3年徹底消除了西方大公司對我的神秘感。
  
解釋“公共利益存在”
  
從西門子出來,我重新將注意力轉回了學校。正好逢到校內的一個研究所招人。在德國,一個研究所往往由一個教授主持,一切事務都是他說了算,包括招博士生。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我準備了簡歷,去了那個研究所。
  
見了教授,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順利。因為事隔多年,教授對我在中國的學業有所懷疑,他沒有當即答應我讀博,但還是給了我一個機會,“先留在這里做碩士論文,其他以后再說。”
  
我的運氣比較好,剛好研究所里有一個研究員懷孕,我去頂了她的差。這段時間,原來在西門子學到的那些工作哲學派上了用場,我提出了很多建議。3個月后,我的碩士論文完成,教授開始考慮把我留下。
  
但是我的學生簽證馬上就要到期。德國當時沒有綠卡,想要在德國長期留下有三個途徑:其一是與德國籍人結婚,我在國內有妻子,此路不通;其二是符合標準的國際難民,當然更不通;其三就是“公共利益存在”,也就是對德國人民有用。當時的“公共利益存在”只是一種政策概念的東西,沒有實際標準,很難操作,但我只能尋求這條路了。
  
研究所的教授給政府寫了一封信,證明我已被他雇傭,請求予以方便。然后我自己拿了這張“條子”來到當地政府。哪知,政府人員并不買賬,退給了我,理由很“冠冕堂皇”:“你從發展中國家來,你應該回去為你的國家服務。”我不甘心:“我要求訴求公共利益存在。”那人冷冷地回了一句:“德國少你一個不少。”
  
我回去后,教授又打了一通電話到政府,重申我在為聯邦政府服務(因為當時我們負責的一個課題剛好是聯邦政府項目),這才搞定。2002年底,因為工作需要,我又去辦了綠卡。在同一個地方,這次只用了半個小時不到,這種速度連我自己都很預想不到。要說原因,那是因為現在有了具體的標準,而當年的“公共利益存在”還只是一個概念上的東西。
  
細細想來,政府的工作效率的提高,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標準化”啊。
  
上書總理,只為團聚
  
到德國的第二年,開始為了和妻子能在德國相聚而努力。
  
1994年,妻子第一次簽證的時候,上海方面通過了,但是需要她保證:我們的女兒不過來。妻答應了,成功了一半,本以為接下去應該順利了。卻不料,德國方面還是拒簽了。且德國方面不需要陳述拒簽理由。我去政府詢問:“半年后重簽,是否會有希望?”得到的回答是:“沒有人有權利一定要到德國念書。”意思就是說以后也一樣沒機會。
  
后來當地的電視臺來采訪留學生生活。我感慨地說了一句:“德國很美,但不是我的家。”電視臺方面大惑不解,后來知道我的問題后,嘗試幫助我,未果。
  
我的一批德國朋友也相當不解,在他們看來,德國是一個很注重家庭觀念的國家,這種拒簽可以發生在其他國家,但不應該發生在德國。
  
199412月份,妻子第一次拒簽后,我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希望能得到幫助。一個禮拜后,收到回信。信中說:“德國是聯邦國家,教育屬于州管轄的問題,我們把您的問題轉到巴伐利亞州去……”巴伐利亞是愛爾蘭根所屬州,轉了一圈,又轉回老路了。看來,給總理“上書”也沒用。
  
當然,事情總在變化中。1999年,我因“公共利益存在”拿到“綠卡”后,妻子的赴德問題變得簡單起來。
  
可惜,當年想過來的時候不讓來,現在能來了卻不大想來。理由是漸漸長大的女兒。這個時候如果去德國定居,國內的學習基礎就會斷節。而且德國說到底只是異鄉,以后終歸要回來的,這時,女兒再回來,對她的成長以及將來的社會競爭力都不好。
  
與家庭不在一起,多少也是出于無奈。為此,秦奮總覺得欠妻子和女兒很多。所以,每年她們來,他都盡力去做些彌補。當他看到她們在西班牙和希臘的海灘上曬太陽、在巴黎街頭漫步、在觀看阿爾卑斯山雪景、在維也納聽音樂,臉上露出的笑容時,內心深處才有一點小小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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